妻儿老母逃亡。

一行人仓促奔至函谷关，见天色将黑，便往旅店投宿。哪知道店主向他索要“照身之帖”（身份证）。

商鞅推说没有，店主遂闭门不纳，说：“商君之法，不许收留无帖之人，犯者连坐，要与你一并处斩，我可不敢留。”

商鞅叹道：“唉，为法之敝，一至此哉！”

一行人只得顶着夜色前行，混出函谷关门，径直投奔魏国去了。当年，商鞅在魏国游历多年，他眼下心存侥幸，希望在魏国能找到一二至交，也许能东山再起。

来到魏国边关之下，守令为一老者，名叫襄疵。此人阅历颇多，居然认得商鞅，他怨恨商鞅欺公子卬而败魏军，拒绝接纳。

商鞅请求从魏国转道别国，并不在魏国逗留。关上的魏人说：“商君，秦之贼。秦强而贼入魏，不把你送归，怕要惹祸上身。”随后，就将商鞅遣送回秦境内。

这真是应了“作法自毙”那句话！商鞅走投无路，只得急赴自己的封地商邑，纠集徒属，发邑兵向北攻击郑地，以谋求一块立足之地。

现在，商鞅的身份变得很尴尬，虽然秦国目前的中央体制，没有一处不烙着“鞅”字，可是他作为一个个体，已经被这体制排除出政治中枢。现在不过是一个与中央政权作对的小小城邑主了。

他亲手缔造的中央体制，只要稍稍动动手指头，就能把他捏的粉碎。

秦惠文公当然不可能放跑他，发大军进攻商鞅，在郑的渑池将商鞅的队伍击溃，生擒了商鞅。

20年的旧仇，今日终于可得报。秦惠文公下令，将商鞅车裂（五马分尸），以祭祖先，且恨恨道：“没有谁像商鞅这样敢造反的！”随后，又杀掉商鞅全家。

——这就是旧时许多权臣的宿命，主子一死，立刻遭灭顶之灾。据说“自商鞅之死，百姓歌舞于道，如释重负；六国闻之，亦皆相庆”。

这就是激进政治家的悲剧。

在绳索将他的四肢和脖颈勒紧时，曾经伟岸不可企及的商君，是极端孤独的。

没有人怜悯，没有人惋惜，没有人为他作《黄鸟》歌。

他所缔造的事业，将延展至广大的华夏之土，并将延续至千秋万代。可是他只是孤零零的一个犯人，连一个知音都没有了。

一个伟大人物的孤独陨灭，没有谁比商鞅更凄惨的了。

不过，虽然作为肉体的商鞅，悲惨地毁灭了，可是他的精神仍在。

秦惠文公初即位时，尚且年少，杀商鞅是有些意气用事了；但他是头脑清醒之人，很快摆脱了甘龙、杜挚之流的影响，承袭了商鞅变法的所有成果。老世族并没有重新得志。

这就是所谓的“商鞅虽死，秦法未败”。新法的许多规定，在秦国一直延续了下去，直至最终。

凡头脑清醒一点的，都不敢再开历史的倒车了。

谁愿意再做那个遭人鄙视的“夷狄之邦”的君主？

当然，商鞅本人的败亡，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极端化。他所主张的“贬抑工商”、“弃绝文化”、“倡主独裁”、“轻罪重刑”，都违背了一个正常社会的规范。

他是在两难中，选择了风险极大的一难：如不激进，秦国便不能迅速富强；如果激进，他将陷于千夫所指。

他选择了千夫所指。

他以自己的毁灭，换来了一个雄风引领百代的大帝国！

砍脑袋，然后提他的头来见。?

商鞅远去，大秦仍在。

法家商鞅以其铁的意志，留下了一个咄咄逼人的秦国。

秦惠文公灭掉商鞅三年后，自称惠文王，共在位27年。这位小时候对商鞅大不敬的太子驷，并非头脑昏庸之人，他当时给商鞅捣乱，不妨可看作一个少年人的叛逆行为。当他登上君位、逐渐成熟后，就清醒地意识到：商君之法，决不可废，新法与商鞅本人的荣辱其实没有什么关系。

秦惠文王在不动声色中，逐渐疏远了老世族，延续耕战政策，继续开疆拓土的大业。

他上台后第五年，任命魏国人公孙衍为大良造，魏国迫于压力，向秦国献出阴晋，秦国改名宁秦（今华阴县）。他上台第七年，派降将公子卬与魏国大战，俘虏魏军统帅、大夫龙贾，斩首八万。夺取了渭水以南的“河西之地”。他上台十年后，任用张仪为相，魏国又献上了十五县。他上台十三年后，派张仪伐陕，占有其地，驱逐魏国居民。

至此，魏河西之地全部落入了秦国囊中。

变法图强，可谓立竿见影！

秦国的这种进攻态势，使得山东六国大起恐慌。

过去是“诸侯卑秦”，现在是“以一强对众弱”，天下的形势变了！

六国在惶惶不安中，都开始考虑应对秦国的策略。在此情势下，一个叫苏秦的的人，脱颖而出，提出了“合纵”战略。

什么叫“合纵”？

用后来韩非的话说，就是“合众弱以攻一强”。之所以叫“纵“，就因为六国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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